一开始，通过收容教育来遏制、取缔卖淫嫖娼，是设想通过边教育、边劳动、边治疗性病来实现的。
除了个别报道未统计解脲支原体，感染人数基本在50%以上，相当比例的还是一身数病。有一份内部资料称，解除收教人员的改好率平均为75%左右。
如此严厉的惩罚，实际上超过一部分刑罚。根据一名性工作者的叙述，自己进入收容教育所后，第一个月是军事化训练，其中一项是坐板、背诵教规（《收容教育所行为规范》）。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被收容教育人员需要自担生活费用和性病检查治疗的费用。第68条涉及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第70条涉及参与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
不少人据此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违反《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收容教育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管制措施，如果要为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辩护，必须证明它符合公法上的比例原则。另一方面，社会不断发展，其核心诉求亦随之不断升华，核心价值不断通过自身内部调整来适应这种变化，当达致某种程度时，核心价值的内部调整可能无法满足这一变化，此时就需要有另一种核心价值来替代之。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可见，宪法秉持的是一种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又内在地维系改革的连续性的实质稳定观，宪法价值共识也处于动态性的升华更迭中。同时，宪法的程序性规定，也避免了由核心价值的自身调整乃至新旧核心价值的更迭所造成的无序，确保了转型成本降至最低。由于权利话语的广泛包容性，各种价值冲突虽得以滞缓，但久而久之，本已所剩不多的权利共识必将降格为各派利益的浅薄说辞，进而危及到社会秩序的共识基础。
据此而论，核心价值不同于强调绝对统治地位的绝对价值，其旨趣完全有异于依附于权力渗透的古典一元论。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在《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得以确认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为导引的价值转型，具体而言，是现代个体主义价值不断生长的历史过程。注释：①价值冲突构成现代社会的常态式存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人类追求和享受不同价值的能力是受到经验环境制约的，经验环境强加给人类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限制。假定所有的价值能够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以致稍加检视便可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把道德的决定看做是原则上由计算尺度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就此而言，对于核心诉求的发现，往往要超越诸多占据统治地位的短期利益和表面利益的纠葛，须直面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敏锐和全面的历史眼光，能够在洞悉特定社会境况下对于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
在现代社会多元价值困境前，现代道德理论注定无法触及本质问题，而只能是修修补补的。这一具有独特品格的宪法价值体系，深刻地表明了中国宪法与当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高度适应性，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动力基础。这一价值共识，伴随个体无处不在的社会化进程而客观存在，无须刻意地人为建构。就现实价值关系而言，暂且不论传统宗法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之于转型中国的实际影响，单就市场经济所催生的个体主义价值(可以权利为参考)而言，显未臻至成熟，而于当下呈现出某种为个体私益张目的极端趋向，诸如缠讼、缠访、无理上访之类的权利爆炸现象业已初露端倪，与之相应的利益至上、责任推诿、诚信缺失等道德衰退行为，却经常获得来自缺乏规范内涵的权利的合法性论证⑤。
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法中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宽泛解释和缺乏明确的宪法定位是其主要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清三个层面之间价值的关系。
应该说，对于此三个层面的价值，现行宪法已经全部涵盖。加之宪法指导思想被置于效力尚存疑问、政治宣传色彩浓厚的宪法序言部分，宪法价值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或者为人所忽视，或者被作断章取义曲解。
当代中国国家基本治理方略选择了依法治国，在此语境下，依靠作为话语共识并具有根本法意蕴的宪法来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符合现代国家的法治运作逻辑，亦可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之内在属性要求，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话语转变为可资实施的宪法话语和法治话语，由此有效克服传统宣传模式的空洞化倾向，并使其具备作为社会共识之基础，因而成为适宜选择。它提供了个体价值实现的多种路径，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全方位发展的动力机制。内容提要：当代社会价值困境，是个体价值渐次遮蔽社会核心价值，最终陷入社会价值共识虚无的状态。从社会结构视角理解多元价值的生成逻辑，提示了一个被自由主义所忽视的观念：历史只要如同马克思所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地发展，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最终必然是以价值关系的共识局面而呈现，尽管这一共识的程度高低不一。另外，虽然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通过《宪法》第24条表达的，但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原则，可以说是内在地蕴藏在《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所标明的精神文明之中。动态性的宪法价值共识，表明了宪法与社会发展的相适应性。
在社会系统的维度下，市场经济的效率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系统的民主价值和文化系统的人格尊严价值的价值坐标。③不可公度是现代社会多元价值的本质特征。
(3)宪法目标价值就宪法目标价值而言，原有富强、民主、文明的表达无一不是极为空泛的，虽然其包容性很大，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宪法的原则性特征，但却无法准确反映和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人民的核心诉求，因而需要在宪法价值体系的结构下不断丰富各自的内涵。当正当性通过宪法序言予以表达时，则是蕴含有成文宪法目的律的宪法价值体系。
四、社会核心价值：超越自由主义的一种思路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失败，本质是将人视为原子化的孤立个人，而淡化了人的社会本质。个中缘由在于，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深入人心，加之在人们对宪法价值体系及其效力缺乏必要认识的情景下，单薄的宪法文本规定，尚无法突破现实中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窠臼和体制障碍。
在这一高度变动的时代，一种能够跟进社会结构发展，但又可确保改革的内在连续性的理论指导是难能可贵的。这一逐步扩展的过程内在的机理是，作为社会深层次结构的观念变动，核心价值必须要向社会阐述自我的正当性，它聚焦于社会成员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向社会讲述为什么对，等同于进行是非判断并讲道理。④对此，麦金太尔不无失望地说道：当代道德语言最突出的特征是如此多地用来表述分歧，而表达分歧的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其无终止性。然而，文本的全面表达却无法掩饰结构的缺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确定了共同体的底线道德规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是非得失、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确定性的价值指引。况且，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中，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作为公共理性的最佳推手的政府，这就加剧了达成公共理性的现实难度。
这是一种对于社会发展和成员整体福祉的必要性把握。它克服了价值一元论下的僵化倾向，成为社会进步的活力源泉。
最后一个问题，应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放在总纲内。所谓宪法指导思想，是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的宪法对国家建设的目标表达和路线选择的总体说明，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特定时代精神在宪法中的反映。
这一基本价值也是普遍道德。实则不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价值多元图景，其复杂程度远甚于西方，所面临之悖论亦更为深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新月异，诸种变化连环而发。宪法文本实际上就是社会共识通过一个制宪者的行为，使得共同的价值转化成为具体的规范的内涵。
七、社会核心价值入宪与宪法价值体系的完善社会核心价值与宪法的双向互动关系表明，宪法应以妥当方式表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宪法实质性的价值共识，以此克服社会核心价值被个体价值遮蔽的价值困境，并促进宪法的实施。这是由体制性的偏颇，具体而言是压力型体制下政绩考核的负面效果所致。
就中国而言，自由主义非中国主流观念。原文参考文献：[1]［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秦越存.解决西方现代伦理危机的实践哲学进路[J].伦理学研究，2009,(4):10-14.[5]［德］哈贝马斯.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J].江绪林，译.哲学译丛，2001,(4):24-34.[6]［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张静.社会言论：正当性理据的变化[M]//.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10]门中敬.宪政宽容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2,(2):4-17.[12]韩大元.宪法与社会共识：从宪法统治到宪法治理[J].交大法学，2012,(1):7-21.[13]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张明澎.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秦小建(1984- )，男，江苏省如东县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院讲师，湖北武汉 430073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进入专题： 多元价值 价值困境 核心价值 宪法价值共识 。
袁贵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1.宪法价值体系的纵向结构局限以宪法指导思想所确认的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根本任务为连接点，宪法指导思想与宪法基本原则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结构关联性。